轿子算老古董了，据说早在汉代就有，把车子的轱辘“掐”掉就成了轿子。然车、轿并未完全分家，即使在北朝，轿子也叫做“肩舆”、“板舆”。“舆”这个字多形象啊，中间就有一辆车。古时，乘轿可不是大众消费，甚至是稀罕之物。唐朝便有明确规定，肩舆除了帝王乘坐之外，除非有病，为官者不得随便乘坐，只能骑马。此禁令直到五代时才有所松动，女子（贵妇）及官员乘轿逐渐平常开来。

为何反对官员坐轿？想不到吧，那些封建统治者竟然是出于“人道”立场！元祐年间，年迈的司马光“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免朝觐，许乘肩舆，三日一入省。”然“光不敢当”。宋朝宰相王安石也不愿坐轿，“自古王公虽不道，未敢以人代畜。”事实上，我很怀疑他们说这些话的初衷，是体恤民生疾苦呢，还是故作样子标榜自己道德操守呢？

不管怎样，“人道”立场却也显示了一种基本治国之道。只不过如果真的取消乘轿，估计京师那些靠抬轿谋生的产业链就会断裂，不知道有多少贫苦百姓下岗失业。严禁乘轿而威胁百姓饭碗，当真是因小失大了。说到这儿，得提醒那些只会使用棍棒、铁链“招呼”小商小贩的城管大人们，是不是要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他们才肯罢手？

坐轿者自然是无限风光惹人关注，君不见普通百姓如娇滴滴的新娘子乘坐八台花轿（八个壮汉抬）唢呐震天，达官显贵们出行也是鸣锣开道，明朝张居正回乡竟乘坐的是三十二个人的特制大轿，那排场跟今天的“专列”也有一拼。然而很少有人会注意到抬轿者。真正让抬轿人扬眉吐气的当属乾隆宠臣和绅。据说，当初和绅以正红旗满洲官学生在銮仪卫当差，干的是为皇帝抬御轿，“举异御轿”。某日，圣驾将出，仓促之中寻黄盖不得，乾隆噌怪并掉了一回书袋，从《论语》中找出一句，“是谁之过驮？”当众人瞪目相向，不知所措之时，和绅回应了一句，却是朱熹为《论语》做的注释里面的一句话，“典守者不能辞其责耳”。乾隆见其仪度俊雅，声音清亮，十分喜爱。便问其姓名出身。一路上，和绅侍轿随行，“奏对颇能称旨。”于是，和绅由此知遇，“擢升都统，迁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尊宠用事，旋由尚书授大学士。”和绅实属幸运，但其敏捷和智慧远远超越其他轿夫，而且在千载难逢的机遇面前成功地“秀”出自我，难怪他一直平步青云。

回过头来看，和绅的“抬轿”已不是单纯的体力活儿，而是高级的脑力劳动，因为他“衬托”出乾隆的学识渊博。现代人早已挖空心思地想讨领导欢心，除了毫无技术含量可言的送这送那以外，有没有想过这种高级地为领导“抬轿”呢？

古人擅骑马，为了讨好对方，就去拍拍对方的马屁股，口称“良马”，此谓“拍马屁”。抬轿，拍马之类还是有些区别，不过同为交通工具有关，而且在现实语境下，它们的差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当习惯成自然，抬轿也就成了“职业病”。比如中午吃饭的时候，某人直接从6点钟的彼角落方向走到12点钟的此角落的领导方向，美其名曰“汇报工作”，口中不时冒出“在您的英明决策下，正确的领导下，亲切的关怀下，我如何如何……”

我浑身的鸡皮疙瘩哗哗地跌落一地，心想，靠，我当真干不了这轿夫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