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盛行催生了人们对话语权的渴望，各种带色、粗口的词语层出不穷，人前不敢说，怕挨飞刀；总算找到一地儿了，不得赶快撒点野？虽说我们所处的社会仍然是一个相对控制的国度，但人们还是可以找到很多方式方法来捍卫自己的言论自由。在极富个性表达的同时，也培植了网络暴力话语的温床。

2005年原国家篮球队功勋教练蒋兴权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冲冠一怒— 对某地方报纸的一篇报道极度不满，原因只是该记者使用了在网络中流行的一个词汇：骨灰级。对于我辈这个词完全有敬重恭维之意，不过在一个已年逾花甲且跟网络无甚关联的老人来讲，这个词就犯了禁忌，暗指折寿。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了。我曾经问过我的美国友人MAC，我把国人一定场合“问候你妈”之类粗口告诉他看美国人会有什么反应，他的回答简洁而干脆：用一把枪杀了你！由此至少可以看出：话语是有一定接受对象和条件的，而不是任意、武断的。

知识分子，这些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网络暴民，引导了话语暴力化和流氓化的进程。他们往往都是现实与虚拟人格分裂的偏执狂：一方面，他们崇尚自由、真理以及人文关怀；另外一方面，他们像嗜血的蝙蝠，仗着灵牙俐齿，肆无忌惮地发动非常规、非理性、非线性的攻击。青春期理想主义的破灭点燃了内心的黑暗语境，向国家主义“大厦”投掷出暴力话语的“燃烧弹”，在局部破坏社会文化结构的同时获得难以名状的生理和心理快感。于是，仇恨谩骂的话语成为互联网上的主要应用语言，诸如：“傻逼”、“操你妈”、“白痴”等铺天盖地。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愤怒青年的逻辑：煽动、病毒式传播，肆意诋毁羞辱当事人，引起其余同类愤青的响应，获得更大的关注。

当整个社会都熟捻于这种思维模式的时候，其结果之能是削弱深层的反思，更有可能引发普遍的猜疑和敌意。

最近一段时间，外电都不约而同地报道了国内几个和污言秽语有关的事件，先是北师大教授季广茂对质疑其学术著作的川师大教授钟华疯狂的回应，使用了诸如“做回畜生”，“屁眼教授”，“满口喷粪”等暴力粗口；还有北大准备把“反对网上骂人”写入校规。老外们的点评都是极尽嘲讽之能事儿，认定这个国家（一直鼓吹精神文明）道德沦丧。听着难受，可你又能说什么呢？我的另外一位法国友人Simone被问及对国人有何印象时，先恭维地说友好、善良，继而又说好像这儿（中国）的人很脏，因为都喜欢随地吐痰，他边说边模仿吐痰的动作。

新出现的一个词汇是“脑残”，见于王小峰的《脑残记者》。大意说某女记者提问很不明智，有选秀歌手粉丝的嫌疑。且不说大家都是一个行当混饭吃，就是一个前辈批评后辈也得注意方式，脑残是什么？弱智、低能儿、衣食不能自理，成天嘴角流哈喇子的那种人。朋友之间开点玩笑没什么，不过这两人根本不搭介嘛。《大话西游》有一句经典台词：熟归熟，你这样乱讲话，我一样可以告你诽谤。难怪这位女记火辣回击著《脑残前辈》，“那么您干脆自杀好了”。得，话语权易手— 弄他！

话又说回来，虽然我对选秀一点兴趣也没有，可想当年连守门的大爷都会眉飞色舞地对“超级女声”指指点点，都别装了，别人爱怎么玩就怎么玩。欧美、港台都在疯狂地玩选秀，中国人太缺乏娱乐细胞了。还有可笑的水木年华组合，说什么李宇春推动不了本土原创音乐，上世纪80-90年代，本土音乐被港台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都没有死绝，现在就更不可能了。怪不得他们火不了。

中国人向来喜欢高高在上，还是《围城》的意境好，殊不知猴子在地上时谁都不说他什么，等爬高了，红屁股就露了出来。

当博客发挥出广场效应的时候，其实我们正处在一个“污言秽语大爆炸”的时代，它们正以超常的生命力恶性繁殖，全面冲击着我们曾经的话语堡垒和道德底线，到处都充斥着文化泼皮们放肆且淫荡的笑声。标榜在网络中独立的你是否真的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呢？

最后想引用一段朱大可先生的论述:

“尽管秽语是文化颠覆的革命性工具，它依然面临三个无法超越多难题：第一，秽语运用的法学底线究竟在哪里？也就是在文化争论中，秽语很容易对他人构成违法性伤害；第二，要是它被无节制地使用，就会成为滋养互联网骂客和文化犬儒的超级摇篮；第三，秽语是文化文化爆破的炸药，却终究不是文化建构的水泥。就其本性而言，秽语就是秽语，它永远都无法成为支撑新话语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