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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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神如神在

手腕一串佛珠,寺院里求的,注意不能说买的,哪怕是明码实价。求的,沾佛气,遇事才灵验。脖子上又挂了一个十字架,据说基督很时髦。一场麻将下来,捞牌的时候说“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快显灵”;快胡牌的时候说“阿弥陀佛”;不小心放炮了又说,“Oh, MY GOD!” 这不是信仰错乱,因为对不少国人来说兼信几种宗教,或应景意思意思,司空见惯;信仰本来就像做买卖,搞押宝。有点迷信,但又不执著,进一座山就拜一座神,此态度可衍生为对多种宗教的不排斥,万一神明真的存在当如何?似信非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国人太牛了,反正怎么都不吃亏! 鲁迅的剖析很深刻: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吊她的膀子;畏神明,又烧纸钱作贿赂,拜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尊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在皇帝耳朵边的甘言蜜语。

颓废。主义。

当古罗马奉行自由原则时,它是强盛的;专制制度使其沉迷于穷奢极侈,道德颓废,终究有一天,维系社会的基础不复存在。 其实,颓废无处不在,只不过在某些时候更加扎眼。在波德莱尔眼中,“雅士”的颓废,具有当世之人所罕有的反对和清除平庸的需求。浪荡作风也成为英雄主义在颓废之中的最后一次闪光。 19世纪末的巴黎:沙龙、酒馆聚集着文青、愤青、浪荡公子哥儿和交际花,这里是他们肉体与灵魂乐居的港湾,反对与造反,文学艺术永远不能平庸。保罗-布尔热在其《当代心里论集》中说,涉猎作风,意味着相对主义和漠不关心;世界主 义根除人的定然性;科学破坏宗教和人格;分析是残废创造,最终沦落为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个人和文明自取灭亡。

新年阅读散笔

新年总归和爆竹、春联、年糕之类的象征紧密联系。既然是象征,即使在严禁燃放爆竹的那些年代,人们在心理上仍然会充满联想,完成象征的作用与效果。这就是文化带来的心理加固。人们每每抱怨当下“年味”不足,其实是一些现代的生活方式、节奏和传统文化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对立。只不过维系了千年的文化习俗,强大到绝不可能被替代。想起那些义无反顾,自驾摩托千里迢迢返乡的民众,不胜感慨。 辛亥革命后ZHMG临时政府严令各地废除旧历,一律采用公历,可不让老百姓过农历新年,根本行不通,以至于此后三令五申全成了摆设。有趣的是,正式批准农历正月初一过“春节”居然是Yuan Shikai,而孙中山的MG政府竟然是激烈反对二元历法共存的现状。不过,当一个现状演化为一种文化现象时,法令就失去效力了。1934年初,MG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乱弹电影文化霸权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只能往小了说,你不妨理解为乱弹。 “5元票价狂人”赵国庆先生如果活到现在不知该笑还是该哭?他期待的“观众回到影院”似乎已基本实现,如今看电影成了一种普遍的大众文化需求,而且代表着时尚和前沿。但当初以低价挑战中影集团,试图打破集-权和垄-断的努力则是彻底宣告失败。中影老总韩三平的《建国大业》其实是一统天下的文化诏书:剑锋所指,千军万马,莫敢不从。 以张艺谋和陈凯歌为首的第五代导演曾对中国电影话语进化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他们越来越屈服导致集体性文化失语,也暴露了自己在叙事方面的基因缺陷。比如,《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无极》等。这些影片共同的特点是以所谓宏大、统治进行大而空的精英叙事,以华丽、奢靡来遮掩情节的支离破碎,影片中不断出现可笑的常识性的逻辑和哲理错误。

2012

人类有一天会不会玩完?这是一个严肃的命题。人口爆炸,过度地向自然索取,必然带来环境气候等综合生存要素地不断恶化。据调查,对于未来人们的悲观预期远超乐观。导演罗兰·艾默里奇从来就没有放过人们内心潜藏的“灾难情节”:《独立日》中,外星人舰队包围地球发动毁灭性的进攻;《后天》要传递的信息是如果人类再不停止现有的自杀式举动(温室效应),可能真的玩不转了;艾默里奇似乎不再满足于温柔一刀,因为《2012》干脆就是无论怎样,人类都无法逃脱被杀戮的命运。 据说,艾默里奇的灵感来自于古老的玛雅太阳历,2012年12月21日为“世界末日”,但事实上,那天只是玛雅人认为的一个循环(Cycle)的结束,这意味着将迎来下一个太阳历法的循环,并无世界终结之说。(观众如果早点知道这些“科普”知识,相信会减少很多惴惴不安。)难怪艾默里奇的《2012》没有出现任何玛雅人的什么神秘金字塔、巫师做法以及神谕征兆之类的叙述,现世的玛雅长老更是怒斥艾默里奇无稽之谈,以商业化的目的绑架了神圣的玛雅宗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