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天如是觀◎西岸

手腕一串佛珠，寺院里求的，注意不能说买的，哪怕是明码实价。求的，沾佛气，遇事才灵验。脖子上又挂了一个十字架，据说基督很时髦。一场麻将下来，捞牌的时候说“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快显灵”；快胡牌的时候说“阿弥陀佛”；不小心放炮了又说，“Oh, MY GOD!”

这不是信仰错乱，因为对不少国人来说兼信几种宗教，或应景意思意思，司空见惯；信仰本来就像做买卖，搞押宝。有点迷信，但又不执著，进一座山就拜一座神，此态度可衍生为对多种宗教的不排斥，万一神明真的存在当如何？似信非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国人太牛了，反正怎么都不吃亏！

当古罗马奉行自由原则时，它是强盛的；专制制度使其沉迷于穷奢极侈，道德颓废，终究有一天，维系社会的基础不复存在。

其实，颓废无处不在，只不过在某些时候更加扎眼。在波德莱尔眼中，“雅士”的颓废，具有当世之人所罕有的反对和清除平庸的需求。浪荡作风也成为英雄主义在颓废之中的最后一次闪光。

19世纪末的巴黎：沙龙、酒馆聚集着文青、愤青、浪荡公子哥儿和交际花，这里是他们肉体与灵魂乐居的港湾，反对与造反，文学艺术永远不能平庸。保罗-布尔热在其《当代心里论集》中说，涉猎作风，意味着相对主义和漠不关心；世界主 义根除人的定然性；科学破坏宗教和人格；分析是残废创造，最终沦落为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个人和文明自取灭亡。

新年总归和爆竹、春联、年糕之类的象征紧密联系。既然是象征，即使在严禁燃放爆竹的那些年代，人们在心理上仍然会充满联想，完成象征的作用与效果。这就是文化带来的心理加固。人们每每抱怨当下“年味”不足，其实是一些现代的生活方式、节奏和传统文化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对立。只不过维系了千年的文化习俗，强大到绝不可能被替代。想起那些义无反顾，自驾摩托千里迢迢返乡的民众，不胜感慨。

辛亥革命后ZHMG临时政府严令各地废除旧历，一律采用公历，可不让老百姓过农历新年，根本行不通，以至于此后三令五申全成了摆设。有趣的是，正式批准农历正月初一过“春节”居然是Yuan Shikai，而孙中山的MG政府竟然是激烈反对二元历法共存的现状。不过，当一个现状演化为一种文化现象时，法令就失去效力了。1934年初，MG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大概十多年前读过贾平凹的《废都》，原谅我小，既看不到思想性也读不出艺术性，贾平凹那欲言又止的“□□□□(此处作者删去××字)”成为那时最深刻的记忆。哥儿几个都在偷偷地读这本书，上课时用它来掩盖教科书，表面特专心学习的样子；让他们借，谁都不肯，于是我自己也想办法搞到此书，当然是地摊上的盗版了。现在看来，当年我们的劲头其实和阅读叱咤风云的《少-女-之-心》手抄本不遑多让。

而今，《废都》解禁了。新版发行方，作家出版社社长助理刘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不是解禁，请不要用‘解禁’这个词。”是不是“解禁”真是不用想的，90年代初能出现这样露骨的描写？！列举一段：

1. 不是谈恋爱，但此篇却要以恋爱作为引子。我这辈人，当青春期出现第二性征，男的茬拉胡子，女的青春痘（不完全罗列）对于恋爱普遍有纯真的期许：喜欢看到会心的微笑，靠近时呼吸急促双颊绯红，“有机会真想拉一下她的手”，等；在一个电话都不普及的年代，贺年片、手绘书成为唯一可能的远距离交流方式。大概有两个代表性的电视剧：稚嫩点推《十六岁的花季》，放学后的自行车场，跟踪追击，或者拔掉她的气门芯，充当乐于助人的好学生；成熟点数《东京爱情故事》，将爱情升华到永恒的高度，学会安静地走开并怀着一腔真挚的祝福。不过短短数年，这种爱情的立场，已经被“大人的事小孩子做”以及拜金式爱情一扫而空。虽然时光总要流逝，但其实心灵失去了一个年代，一个纯真的年代。

作者已死。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Ronald Barthes)于1976年向世人宣布：The Death of Author. 简而言之，不管作者意图如何，文本只有在原作者身上才具有[一义性]，文本一旦呈现与读者互动的遭遇中，读者以自身的思考和文化脉络，创造意义，作品的终极意义不再重要。作者已死成就了读者之生。不过理论往往是灰色的，作者不会轻易地束手就擒，稍微改变一下叙事模式，就令读者不敢妄言。传统小说的叙事者多以全知全能者出现，偶也由主角和配角担当叙事者，而后现代小说中，叙事者身份便不再那么纯粹。

交互式文学。科技的发展使得文本有了新的表述语言，非文字、超文本、多媒体、时空错杂等，颠覆传统的创作与阅读方式给予双方自由的表达空间。作者好像真的“死”了，价值支点和统一人格都被取消了，人的行为完全出于“真我”。写作中的人格主体身份概念模糊，代之以“飘移的主体”— 无限可塑性。读者享有充分话语权的时候，对“真”“假”的判断也会出现偏差。突然想到了《黑客帝国》，不愧为史上最具哲学意味的电影。

剛剛讀完D.H 勞倫斯遺孀弗莉達的回憶錄《不是我，而是風》，感覺心里很亂，本來應該好好沉淀一下自己的感情，但我還是想把這些紛飛的思緒見諸筆端，說到那兒就是哪兒吧。哦，不是我，而是風。弗莉達以平實、傷感的口吻回憶著她和勞倫斯相知相愛到最后眼睜睜看著勞倫斯撒手人寰的全部過程。這部回憶錄中有很多勞倫斯的親筆書信，對了解勞倫斯生平、創作、思想，以致喜怒哀樂等等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勞倫斯出身于工人階級，父親是一位礦工，嗜好酗酒，不敬宗教，常常和工頭發生摩擦。母親是一位優雅知性的女人，一口流利的Queen’s English, 但是仍然同其他礦工妻子一樣出于社會底層。 這樣的家庭背景影響了勞倫斯的一生。勞倫斯畢業于諾丁漢大學，接受了師范課程的學習，他的第一個職業就是老師。17歲的時候勞倫斯感染了嚴重的肺病，他的身體就是那時垮掉的。25歲那年他招到沉重打擊，敬愛的母親去世，而后他又得了一場肺病，從此他再也沒有返回講臺。(注：或許這一段簡介是必要的，來源為 A Preface to D.H. Lawrence by Gamini Salgado)

细碎的脚步踏出一条蜿蜒的小道

散落的枝丫，阳光下是经年参差的暗影浮掠过面颊

微风徐徐，钩破几多迷雾

可否暫住

默許青苔向上攀爬至腳踝

來，思忖你我的人生，撫慰彼此的悲悼

上帝为创造者。圣经伊始就以极美的词汇，肯定神自由而又权威性的命令，就是万物直接而又唯一的源头，从而否定了同时代其他的创世神话。 作者当时代的世界观，与现代人的截然不同。古人把自然人格化，使自然力量成为神的力量。他们用人类经验的词汇，来了解自然现象，而人性和自然，都一起被视为自然现象去理解。《圣经》之前存在多神论，它们通常很有秩序，，但却善变，甚至骇人。第一章的作者，就是要驳斥这种神观，他肯定「起初神创地」(1节)。在他们的观念中，自然界的来源出自神的命令，这位神先存而又独立；巴比伦人，为日月星宿取名，视它们为控制人生的神明，但在圣经里，它们只是照耀地球的光体(16、18节)。地与海不再是孕育万有的母性神氏，它们只不过是自然界的事件(10节)。自然界的神格化会带来多神主义，但圣经作者却把宇宙还原，撇除它具有灵性的谬论。

圣经始于创世，它以神创天地为开篇。几乎所有的宗教都以一个或几个神来解释世界的诞生，《圣经》中的神就是以色列唯一的真神耶和华，他改变天地原始的混乱，加以某种秩序，天地初开，万物和人类起源。

《创世纪》中《神的创造》的第2节就提到：地是空虚混沌的。神从混乱、黑暗和无序中创造了一个有秩序的世界。《圣经》的创世故事并没有想到从虚无中创造世界。这里讲述的不是一个超越时代的神话。它的作者意图讲述一个真实历史的绝对开端。